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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继绳为大跃进的3600万饿殍立墓碑(下) [打印本页]

作者: misusanso 时间: 2010-10-19 21:46 标题: 杨继绳为大跃进的3600万饿殍立墓碑(下)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于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写作，终于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史学者丁东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烈实况和剖析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斯大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歎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歎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分和条件优于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徐友渔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为、馆陶及济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綑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锺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綑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綑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监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5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们在做什么？　　

　　

编者按：上世纪1959-1961年，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确实出现了许多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因此九十年代以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最典型者，是《炎黄春秋》副总编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均简称《墓碑》）一书，根据这本书的“历史逻辑”，这场大饥荒，既与自然灾害无关，也与苏联逼债无关，其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皇帝”的极权专制国家，实行毫无效率的计划经济，各级官员对“皇上”卑恭屈膝，对下鱼肉百姓，遇到麻烦时只顾保官升官，说假话，做恶事，是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的一群恶官酷吏，才最终导致了那场饥荒。加之杨先生“治史”长袖善舞，搜寻到了大量史料，画出一张张图表，列出一个个被采访者名单，这就使“杨氏饥荒论”成为了当下的“中国六十年代饥荒史权威作”。　　

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稍有常识者就很容易提出的疑点：如果把极权专制（包括计划经济）作为那场饥荒的不二理由，那么，后来被认为“极权”到极端、“专制”到顶峰的“文革”，即便不大规模地饿死人，至少也该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人口死亡率大大提高吧？否则实在难以佐证出“杨氏饥荒论”的权威性。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其结束的1976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453万吨增加到了28631万吨，增长了47%，人口死亡率从0.95%下降到0.725%；而且，不知在《墓碑》中高唱“制度决定论”的“杨权威”，能否再解释这样一个更费解的对比资料：现在常用的体现“粮食安全”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在“制度最恶”的1966-1976年，为何会提高了13.9%；而在“制度最佳”（市场化推进最快）的1993-2000年，反而下降了5.3%？　　

这里，摘编者决不是想说“文革”怎么地“就是好”，改革怎么的“糟得很”，笔者决不否认那场饥荒的严重性，也不否认《墓碑》中许多史料的真实性。不过纵观数千年来的“治史史”，被“治”出来的“历史”，完全可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本来，它是由“1、2、3、4、5、6……”这样一个完整的事件系列组成的，但总有那么一些人，或是精心选出其中“好”的“1、3、5……”，或者刻意选出其中“坏”的“2、4、6……”，由此，各自去穿凿出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就是好” 、或者是“糟透了” 这样完全相反的“历史逻辑”，然后却又都要说：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杨继绳先生，大体就属于这样一个对改革前中国历史的“246（糟得很）主义者”。当然还要再说一遍（以免自己也要“135”或者“246” ），决不能说“杨246”写的东西都不真实，不能说他罗列的洋洋洒洒的数字与图表都错了，但通览《墓碑》全书，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阅读资料时，煞费苦心选出来的都是“246”，王顾左右而弃之的都是“135”。因为，下面这篇《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们在做什么？》，就描述出“杨246”很不喜欢的那时的“135” ：共产党的干部与民同苦，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本文是从原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在1960-1962年那段最困难的时期的会议讲话、工作谈话、电话记录等等的原始记录（注意：不是“官史”）中摘录出来的。温江地区是著名的“天府之国” 的核心区域，人民历来衣食丰裕，但在1959-1962“困难时期”，却发生了惨痛的“有粮饿死人”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四川要调粮食救京、津、沪、辽等重要大城市的急，包括要救当时正在北京念书的杨继绳的命。对于这一段历史，《墓碑》一书中略有涉及，但也是“246”笔法，不唯闪烁其辞地避开了“四川紧急救助北京”（宋在《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下文均简称《交代》）一文中说，温江第一次组织调粮时，北京仅有三天存粮）这一重大事件，甚至把李井泉不愿过多调粮，说成是“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p203，以下引文页码均为《墓碑》2009年第七版)，这与“文革” 中造反派编造的李“用四川人的生命换来一个政治局委员”，可算是异曲同工了。　　

需要声明的是，《墓碑》一书曾数次提到过宋文彬，且说得多不是坏话，甚至是好话，所以编者对杨本无私人偏见。但可以相信的是，如果宋尚在世，也会同意摘编者的做法的，因为杨对那个年代干部的“246”（“糟的很” ）的描述，实在难以为一个当时亲历了与民同苦艰苦奋斗的老人（温江地委当时要求各级干部与农民吃一样定量，宋与许多干部因此也患过浮肿病）所接受；况且，宋早就为正视听对温江“大跃进放卫星”和“有粮死人”之事有过一个客观的说明，即《交代》一文（本博中已全文登出）。　　

这里须说明几点：首先，本摘录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要宋文彬交待自己的“走资派罪行” 时，请其秘书帅韧从自己的记录本抄录下来的，既非登报的“宣传品”，又非“表忠言”，既无隐瞒需要，也不敢隐瞒，所以可信度是很高的。其次，因为本摘录主要涉及的是四川温江地区困难时期的情况，对于其他省、市及地区的情况不尽了解，所以基本不去涉及。复次，为了历史研究方便，本摘录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再次，原记录本中提及的一些当时有问题的人，由于已是过去了的历史，本文均隐去其真实姓名。最后，为阅读方便，编者在不损害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必要压缩。由于是谈话的原始记录，一些话语有语意不确切的情况，还有一些话语背景比较复杂，在尽可能保持原来的语言前提下，编者都做了一些必要的交代或者解释。而编者可以保证的是：这篇摘编绝非“135”、“246”那种东西。　　

最后，摘编者声明：几篇《附录》及《后记》等，均为摘编者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而写，文责自负，与宋文彬无关。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6

一、困难开始显现，抓“生活问题”成为工作重点　　

　　

编者按：根据宋文彬记载，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温江地区，最初出现严重饥荒是在1959年秋季，宋与各级领导当即已开始注意此事。虽然有庐山会议影响而不敢更多讲及，但实际中则在着手解决。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要求各级领导“抓生活问题”，这与杨继绳说的当时的共产党干部只顾自己保官升官，鱼肉乡里，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似相去甚远。　　

　　

1960年1月2日，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多种多收和少种高产多收相结合问题。多种多收的意义，既要扩大耕地面积，又要扩大复种指数。丘陵地区利用田坎搞成陡坡地，像梯田那样种，可以扩大10—20%的面积。（注（以下“注”均为摘编者注）：“大跃进”时出现“浮夸风”后，一度强调提高亩产，认为可以通过高产实现休耕（包括“务实”的邓小平在内，到1958年郑州会议后还在催四川搞“1千3百万亩‘万斤田’” ），所以宋这里强调“多种多收”和“少种高产多收”相结合，而其实质，是要解决当时已经开始的粮食实际产量不足问题。）　　

　　

小麦我不放心，派人下去具体检查，到底有多少苗子，总得这样一个决心，搞到三十万苗以上。要立即布置，普遍检查一遍，达到三十万苗以上的有多少，不到、但现在正在分离可以达到三十万苗以上的多少，分离不到三十万苗以上的有多少，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突上去。（注：根据宋《交代》一文，由于在1959年11月底已经发现粮食产量出现短缺问题，除了挖地区库存解决燃眉之急外，增加产量是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所以需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突上去”，以防后患。）　　

……　　

组织整顿当中，划为右倾分子1%上下，撤职，除此以外，还有5%左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让他挂帅不挂帅的问题。出身贫苦，忘本，教育后痛哭流涕改正错误的，可以保留挂帅，出身富裕农民，一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不能挂帅，通过改选做一般职务，这是组织路线问题。”（注：必须看到，在粮食出现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要针对“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无疑给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一点，杨继绳讲得倒是真话，当然，他本来就是要专讲“糟得很”的一面。）　　

　　

1960年1月5日，县（委）书（记）汇报会　　

沟边河边地，每人平均1—1.5厘米，见缝插针地1—2厘米，合起来2—3厘米，最多4厘米，给社员。告周秘书长（注：指时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问问）可否，社员搞点小自由，种点烟，海椒、生姜、养点小家禽。正种面积管理区的，田坎归生产队，沟边河边地归社员。　　

（你们去）问贾光后（注：时任省委副秘书长），早点（通知）下去，可种点春菜，烟等。　　

……　　

要把食堂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是争夺食堂领导权问题。整群众最厉害的办法，是把食堂的领导权交给敌人，这是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谁抓到食堂领导权，谁就抓到生死大权，坏人抓到领导权，比什么办法整群众都厉害。……　　

……　　

1%食堂不好，就是五万人的问题。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归到阶级上去。　　

注：显然，由于饥荒已经开始，在四川，解决粮食问题的“新政”已经开始显现苗头：　　

一是考虑给社员以“小自由”，在田坎、沟边地、河边地上做文章。做农村工作的都知道，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这算是一种靠个人努力的救急办法。　　

二是开始注意“公共食堂”问题。这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人们多未注意到，当时对于公共食堂，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食堂主要弊端是“大锅饭”，刘少奇、朱德等持此种观点；另一种则认为食堂主要问题在基层干部作风上，用现在话来说，也就是“腐败”，毛泽东持此种观点。宋文彬此时的观点属于后者，但这并不是“学习毛泽东指示”的结果，因为，此时毛泽东也才刚刚开始调查公共食堂问题，而非杨继绳所说的毛泽东一味地支持公共食堂。　　

还要客观看到的是，上述做法还是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庐山会议）的影响，所以一些干部不敢说真话，使问题解决被拖延了，这一点，杨继绳的叙述，除了在穿凿历史逻辑上有偏见外，本身还是基本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1960年2月18日，县书会议　　

……一，在工作方面突破薄弱环节，改变落后面貌；二，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实现更大跃进的先决条件，那个地方生活好的，干劲冲天，情绪高，生产就搞得好。安排好生活是关键。（注：从宋的语言看，“大跃进”仍在影响着各项工作，包括被李井泉说是“想跃进又不敢跃进”的宋文彬，亦不能免。所以，杨继绳说四川在出了问题以后继续坚持“大跃进”错误，是李井泉的特产（p234-p246），其实不然，应该说是全国性问题，不过还是要肯定：杨对此的看法总的看无大问题。）　　

各县不管有无问题，一定要来一次大检查，一个食堂一个食堂的深入检查，县社区队群众都参加，及时发现问题，避免造成损失。各县委随时随地都要开保票。有困难及时反映，帮助你解决。一个食堂不正常也不允许。每个食堂的情况都要掌握了。（注：到此时，缺粮问题已经暴露，“有困难及时反映，帮你解决”，是用地区掌握的粮食解决各县群众吃饭问题。但须注意：此时温江尚未开始向外调粮，所以当时问题暂不突出。）　　

　　

1960年春，县书会议上　　

一年内领导干部不吃猪肉、鸡蛋。高空、高温、井下、产妇、病人、小孩加以照顾。机关吃粮和农村拉平，吃19斤。再和群众一样劳动。提倡艰苦奋斗作风，同甘共苦，以此为荣。关键在领导。埋头工作，埋头劳动，搞他十年，把四大指标搞上去。……　　

一个人储备三个月菜，吃粮平均十两（注：此处应为16进制的“两” ）贸易粮，其余蔬菜顶，不坚决这样作，就要犯错误。要求各级党委百分之百坚决贯彻执行，谁打折扣，政治上犯错误，要讲死（注：“讲死”是“把话说死”的意思）。（注：已经开始压缩定量，每人19斤粮食显然已经是一个很低的量，而一年内领导干部不吃猪肉、鸡蛋，就预示着上下都明白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了。）　　

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在困难时期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杨246”最不愿意让读者知道的事，在《墓碑》中全然看不到这方面的介绍。因为这与他描述的“恶惯满盈”的各级官员，实在差之万里。　　

无须讳言的是，当时的干部中，确实有杨所说的多吃多占，鱼肉乡里者。同时也要承认：即便是与民同苦，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多少还是有一点特权的，在宋文彬的《交代》中也说到，在下乡工作的干部出现浮肿后，每月给他们补贴三斤黄豆。这里的问题是，杨对此大书特书，真真假假，给人以干部拥有极大特权的印象，就成了“246串史”了，因为，即便是有一点特权，当时也是极其有限的，要么，怎么会有那么多干部包括中、高级干部的浮肿？　　

此且不去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杨246”的一些揭露方式则颇为可疑。例如揭露李井泉“追求享受”，就引用了与李有深度个人恩怨的廖伯康所提供的材料（p220），即便有某种真实性，这种笔法亦为史家所不屑。顺便要说到，摘编者之一在1984年因公聆听过这位“李井泉罪行权威”廖某的一番豪言壮语，他说：希望中央拿人口只占全国1%的重庆做“改革试验”，“失败了也无关大局”。如果廖是杨继绳要纳入“246”的人，那么这番话多半要被翻译为“重庆改革失败，中国最多也就损失1000万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对廖这种直到改革初期骨子里还透着“好大喜功”到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其对宿敌李井泉事后诸葛亮的“揭露”有多少可信度，就要打点折扣了。　　

还须注意的是，宋文彬上面的许多话，都是在温江大规模向外调粮之前说的，调粮之后只是进一步把干部定量减到与农民相同的15斤，当时在他们那一级干部中，并没有听说“毛泽东不吃肉”一事，也就是说，对于一名地委书记来说，困难时刻要与民同苦，是一个无须上级要求自己就该明白的事。对宋的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杨继绳可能要言之以类似于毛泽东那样的“造神者宣传”（p628），然而，正是这种“宣传”，让包括宋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也患上过浮肿病。　　

　　

附录一：做事不循道做人不厚道的杨继绳　　

　　

尽管我们说杨继绳用“246法”研究历史，但首先还是要肯定，他的确说了不少的真话。只是，他是在选择性地说真实中的“246”，而不说同样也真实的“135”，之后当然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用“坏”逻辑，去穿凿出当时共产党干部是全面彻底地“坏”。　　

不过，《墓碑》一书是否都是真话，亦不无可疑之处。书中谈到别的省的事，摘编者不甚了解，不敢妄言，而在写四川的《天府饥魂》一章，一开头就漏出了马脚。杨想穿凿出的“坏”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毛泽东是一个皇帝，所以他去了四川就一定会是“皇恩浩荡”状，子民们就一定会是“诚惶诚恐”状；因为子民们是诚惶诚恐状，就要迎合“毛皇帝”的好大喜功，于是就一定会搞迎合毛的“大跃进”。所以，该章在一开始，就用了若干“事件”，描述出毛泽东的“王气”所指下“子民们”的“诚惶诚恐”：　　

——事件一：在叙述毛泽东对“城墙文化”的批判后，书中道“（毛）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全部拆除。”（p180）　　

——事件二：在叙述了毛泽东不喜欢茶馆后，“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p181)　　

——事件三：毛泽东到耀华餐厅吃过饭后，“餐厅就把进过餐的地方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p181)　　

幸好摘编者都是老四川，对这些事都多少了解，为谨慎起见，又特别找了些老成都了解之，知道上述写法带上了作者过多的想象力：　　

——建国后，成都市城墙有过多次变迁，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少许保留（例如现成都军区所在地北校场），即便到“文革”结束时，仍保留不少，例如摘编者所在的树德中学，就有一面墙是老城墙，到1969年老三届下乡时都还保留着。所以，说1958年毛泽东一句话之下城墙就被“全部拆除”，真不知何人能有此无中生有之“大变术”？　　

——成都人一贯有“坐茶馆”嗜好，所以茶馆一直兴旺，除了1958年大跃进最忙时，和“文革”初期“破四旧” 时，各有过一小段停业外，从未“绝迹”过。60年代中期，贺龙等还特意体验过“坐茶馆” 滋味。杨用“一时绝迹”之词语，既可含糊其词地指“一段时间里消失”，亦可含沙射影地指“一刹那间，从此绝迹”，总之，此足以让人们感受到“龙颜大怒”之后果，实在是高明笔法。　　

——摘编者“文革”中曾去过耀华餐厅，也问了去过的其他人，如果有《墓碑》中说的“纪念馆”，那个火红年代无疑要大吹特吹，然不知何故，去过者均不知道餐厅中有此“纪念馆”，亦未“瞻仰”过。大概是该餐馆员工“文革”中敢于不“诚惶诚恐”吧？　　

其实不难看出，上述“毛泽东皇帝相”描述，多半是出自一个叫做东夫的人所写《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这是《墓碑》写四川时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据杨称，东夫告诉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于是就更是放心大胆地使用其材料。然而，东夫书中关于“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XX从来不讲假话”，“资历比他（李井泉）老的省长李XX就不买他的账”之类的陈述，“文革”初期在清华念书、近年来更是异常关心GCD历史的杨继绳，不该不知道阎XX在小说《刘志丹》问题上扮演的尴尬角色，不该不知道李XX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不光彩历史，仅此，被称“严谨”的杨继绳，在2008年写《墓碑》第一版时，就有理由去对东夫的“经得起查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而就不难查到宋文彬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澄清东夫种种错漏写的《交代》一文，但杨先生依然故我地坚持他的“246法”。——如此研史态度，又怎么“经得起查证”？　　

原以为杨只是不说真话，没有想到他还是要不失时机地编造假话，这就不仅仅是做事不循道，而是做人也很不厚道了。　　

　　

二、一边救灾，一边探索新体制，　　

四川并没有“杨246”说得那么“左”　　

　　

1960年4月1日，讨论会　　

过去高级社时采取三包一奖（注：“三包一奖”，是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是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的一种激励机制）办法就可以了，但现在管区大了，不适应了，既要以管区统一分配，又要承认各队差别，只有采取南充办法。　　

承认差别采取三包一奖，在过去范围小，采取过去办法就可以；现在规模大，差别也大，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南充的（办法）（注：指在四川南充县荣溪区试验的一种“以产量定奖励”的包干制，比过去以面积定奖励的办法，是更强调差别，这也就是下面要多次提到“荣溪经验” ），既统一分配，又承认队的差别，是进一步，退一步。（注：在5、60年代，所有制向“公”的改变，叫“进”；而向“私”的改变，叫“退”。）　　

　　

1960年4月2日，讨论会　　

在一个核算单位内，有悬殊，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各个队付出同样劳力的同样报酬。以这个观点，按荣溪办法来计算，算来算去穷队吃亏。这个问题是先平（均）了，挖富队，填穷队，又平加平减拿富队照顾富队，富队也不满，穷队也不满。而按劳动价值看，劳动创造价值不同，承认这个差别，这是客观存在。按照荣溪办法就是这样。悬殊大划片，也是对穷队的照顾。按照荣溪办法，穷队不但没有吃亏，还要增加收入。　　

　　

1960年4月2日，县书会　　

主席说，赔退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克服平均主义才能解决另一半的问题。（注：编者不得不佩服《墓碑》的标题写得之巧妙，例如《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p804），透出毛泽东表面要纠偏，内心则要“左到底”。在具体内容上，也不断写了这样那样的“两面状态”，例如毛泽东自己“唱低调”，又“希望”（这显然是杨继绳穿凿出来的）要别人继续“唱高调”（p808）；又如所有制不得不退让，但又不能否定“一大二公”；再如，既要允许实行责任田，但仅仅当作临时措施（p820）……这种表述，到底是彰显共产党的“反复无常”，还是客观上表达出了一种探索过程，就只好去见仁见智了。其实，从这里讲到的反对平均主义的实际过程看，毛确实已在注意克服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被认为“左” 到极端的李井泉，与毛同唱“低调”，在饥荒开始不久就要创造颇“右”的“荣溪经验”。）　　

穷队与富队的矛盾在高级社也存在，那时范围小，差别小，用原来办法即可以解决，现在规模大，差别大，用原来办法不能解决，先平后承认差别再照顾，这是原办法，还是先承认差别再照顾，这是荣溪的办法。扶持穷队，不能削富队。　　

* * * * * * 　　

我们扶持穷队，过去有个问题，即先进带落后，把先进带垮了。现在要（求）分的，大都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这个问题钻了半天，有个焦点问题。　　

一、队与队有差别，要不要承认？要承认。如果承认，要通过“三包一奖”来解决。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们过去多年来用的，以面积定包工，一个是荣溪办法，以产定包工。开始我也是主张以面积定包工，不主张以产量定包工，为什么？知道这方面有平均主义，但适当降低富队指标，主要是先平后照顾，而荣溪办法是先承认差别，后照顾富队。这是第一步考虑的问题，一直考虑不通。（注：《墓碑》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一节有这样的描述：“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东能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p1073）而这段宋文彬与县委书记们的讨论，以及下面要一步一步展开的思索，却反映出许多象宋文彬这样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实际探索与独立思考过程。这实在不象杨继绳说的那样，似乎共产党干部在“左”的体制下，就必然个个会义无反顾地一“左”到底。）　　

二、由上引申出第二个问题，所谓吃亏不吃亏的问题。一个管区内有差别，我们所谓吃亏有一个概念的东西，即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各队之间付出同等劳动应得同等的报酬，不得同等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吃亏。按级差地租道理在一个核算单位内有差别，付出的劳动一样，而价值不一样。有的同志说承认差别就不能按劳付酬，按劳付酬就不能承认差别。承认差别是队与队之间的问题，按劳付酬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问题。承认了队的差别，才能按劳付酬，否则不能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三、紧接着又引申了一个问题，除“三七开”供给部分，基本上各队分各队，这不是动摇管区所有制吗？这要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高级社比初级社进了一步，但高级社也有它的缺点（前面补充一点，过去办法在高级社能用，为什么现在不能用呢？高级社时大百十户，几个队，各队二、三十户，有差别，但不大，因此采取以面积定包工，再适当照顾富队，问题可以解决；现在以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几百户，范围大，规模大，差别大，队是原高级社，用原来办法不解决问题，用现在办法才行，加在“二”内）我们公社化，就是要解决高级社的缺点，但是我们企图包起来解决（吃饭不要钱），这是群众的要求（注：对于经常在农村作调查的宋，每天涉及到的都是农村的实际问题，他这里说“吃饭不要钱是群众的要求”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所以，这对于深入研究公共食堂为何会出现，是一个启示，而不要像“杨246”那样把历史简单化），但受生产水平还低的限制，出现了平均主义。怎么办？按现在办法行不行？不行。那就要退一下，退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退回原来高级社？不是，还有一大二公，原来几十户，现在几百户，一个核算单位，有三七开，70%按劳分，30%供给。　　

　　

注：根据“杨246”先生的描写，四川饥荒时间持续时间长的基本原因，就是极“左”的李井泉统治下的四川，是全国实行的政策最“左”的地方。然而“杨246” 难以解释的是，为何早在1960年初，四川就出了“包产到队”的雏形——“荣溪经验”？眼下一些热衷于篡改历史的人，除了立场所致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总要以现在的眼光去取舍材料，所以也就看不到李井泉也有“右”的时候。　　

这里真需要给“杨246”上一点点历史课。“文革”中，李井泉被批判以“积极主张单干倒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揭露材料”中提到，李曾说过：“有些红旗不太红，如人民公社吃不饱就是不太红”；“扶也扶不起来、拉也拉不起来的老落后队解散它”；“包工到户，一包三年”……，如此等等的“右派言论”，几乎比比皆是。如果把这些“杨246”以为的“135”抽取出来，并连贯一体，是不是应该给李授一枚“改革先锋勋章”才是？　　

非也，李井泉确实有“左”的一面，甚至“左”的时候还多一点，对此，在杨继绳精心挑选出来的材料也有所展示，并非都是假的。宋文彬在《交代》中关于李在大跃进时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一个人思想中有“左”的一面，不等他无时不刻都“左”，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左”，他完全可能有时又“右”起来。这种情况并不矛盾，因为这恰恰说明共产党在解决经济问题过程中，有一个曲折反复、艰难探索的过程。“杨246”史学研究方法的最大漏洞，就在于把GCD看成一生下来就坏透了的东西。——如是，又如何解释中国会在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什么党手里，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人民公社是联合经济组织，下面是基础，它是一级又不是一级，就政权来讲它是基础单位，就经济组织来讲，它不是基础，大队才是基础。公社又代表着全民，又代表着集体，但这两方面都不完备，这个性质联系到一系列问题，不能平调，不能管得过死，党如何领导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能以领导全民的办法领导集体经济。　　

　　

附录二：一个伪命题：建国后就该搞市场经济　　

　　

“吴市场”敬琏等人，最近总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中国建国初期就应该实行市场经济，而不要搞计划经济。《墓碑》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无疑是持这一观点的。　　

这是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伪命题。考察一下三年困难时期的体制探索过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的确，在困难时期出现了“三自一包”等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但最终未能走上“联产承包”之路。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这里有几个难题：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6

第一，当时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只有四年时间，离推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三座大山”时间还很近，当时就要多数人接受“倒退”，实在不易。到改革开放开始时，计划经济的反面教训已然很多，那时提出改革本来似乎很自然，尚且有很多人想不通，要求60年代甚至50年代就去改，无异于妙想天开。　　

第二，中国长期滞留在“农业周期”，农业生产力低下了数千年，都证明了土地私有化是万恶之源，这不仅从30年代国民党十九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时搞的“计口授田”（即按人头平均分地）可以看出，还从国民党到台湾后搞的土改得到了证明。土地问题，也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无穷无尽的战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困难时期将包干到户进行下去——这离退回土地私有制只有一步之遥，是当时的多数共产党员所难以接受的，可能除了杨继绳这种“事后诸葛亮”外。　　

第三，还要看到的是，1960年离建国只有十一年时间，阶级对立面还存在，不管后来的人怎么说那种对立怎么地不合理，对于经过了30多年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和反对阶级之间，无疑还保留着仇恨。所以，对于“倒退”问题会极度敏感，亦在情理之中。　　

可见，“包产到户”改革，至少在60年代，还远不像“吴市场”、“杨246”等人说得那么容易，而确实象邓小平所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而宋文彬在地委和县委书记讨论会上提出的各种疑问、问题、矛盾、困难……才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艰难的探索” 过程，要了解真实历史，倒是值得认真去读一读这种最原始的资料。　　

　　

三、为了“顾全大局”，干部必须也作出牺牲　　

　　

1960年7月3日，郫县　　

宋讲：“机关干部，除过（注：山西口语“除了”的意思，后同）守门面以外，通通下，连管区干部一扫光，不能迟到早退，到困难的时候，干部不带头冲锋陷阵怎么行？城镇人都集中下去，除留门面的外。农村劳动力要向主要战线集中，公社企业、厂子，通通停办，突击薅秧。公社干部吃饭都在社员食堂吃，检查先到群众再到干部。”（注：杨继绳对度过难关的原因分析中，故意漏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宋文彬这里所讲的要求干部“通通下”，和后面要反复提到的“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如果没有这一点，靠什么“政治镇压”、“消息封锁”等，是断然解决不了问题的。）　　

　　

1960年9月某日　　

给家里（注：指地委）打个电话。……整个蔬菜要很好抓一下，拼命种，多多益善，集体种，个人也种，田坎、边荒，生产队种不了的，下决心划一部分给社员，种得满满的，粮少菜多，使群众吃饱，粮食十五两不能超过（注：原文如此，疑为“五两不能超过”），要大抓蔬菜，到处种得满满的，而且种一季早熟蔬菜。”（注：与粮食相比，蔬菜是速生食物，而且又不影响上缴，这就是困难时期“瓜菜代”产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干部“通通下”调研，不是高高在上，就在那里祸害百姓，肯定是找不到这个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的。）　　

　　

1960年11月4日，温江县书汇报　　

（车逢宏（注：时任温江县委书记）：“一个管区派一个吃国家饭的管粮食。”）　　

管生活的书记兼粮食局长，一个管区派一个人。抽调一批优秀的干部专门管粮食，树立对立面，两根线。不然，生活我管，粮食我不管，结果管不好。（注：宋经常在基层，说话中口语很多，此话的意思，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两手抓”，指管粮食的干部不能不管生活。）　　

专门寻个办法，下这个决心，从下放干部中，专门挑选一批好的，经过训练，专管粮食、生活，县委和公社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专管生活。　　

这次代表会，XXX的（问题）搞透没有？这是个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思想，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欺上压下，贪图个人享受，不顾群众生死。身上反映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识别出来要吃亏，如果未搞透，再来一次。现在有些人对这种人识别不出来，有的识别出来和平共处，这不是右倾是什么。不止一个XXX，都要识别出来，坏事就坏在这些人身上。（注：这看似是一个“欲加之罪”——将腐败与“右倾”挂钩，但当时确实有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只顾自己享受，不能不严加惩处。）　　

蔬菜、淀粉（注：即细谷糠，当时作为充饥品。后同）有9%的管区未搞起来（注：当时“抓生活”已抓到91%，如果能达到100%，又要少死一些人。此亦可见当时形势已相当严峻），立即搞起来。这些未搞起来的地方，不是官僚主义就是手足（脚）不干净。回头检查一下，凡是那个地方蔬菜、淀粉未搞起来的，就是他们吃高标准的。这10%要下死命令解决，不是手脚不清，就是官僚主义，这些地方就搞得有小灶，他们吃饱了，不管群众的死活（注：从上述种种严厉表达可以看出，在困难时期，干部问题中的最突出者，其实，就是“多吃多占”这种腐败，也是后来“四清”中最初清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好的地方立即挑选一批干部去把生活抓起来，在那里住，在那里当事务长（注：指当时的“公共食堂”的经济管理人员），要对党忠诚的。这些地方一个食堂派一个干部。”　　

　　

1960年11月4日，郫县县书汇报　　

征购尾欠免了（郫县的），生活按自己掌握粮食安排，四个“三八线”必须守着（半斤粮，二斤菜，二两淀粉，一定数量的小球藻（注：一种速生的藻类植物，当时作为充饥品）”。一部分半斤细粮不够，但有四两淀粉，或者二斤红萝卜也可。种籽要全部退回去。还有社办工业用粮，一如实报，不准隐瞒；二开支要经过审核批准，不经批准不能动用，动用以贪污论处；三多余部分全部交回。城市供应很好研究，可适当压缩，供应地区的人口要核实。减征购宣布了，自己安排生活，好的搞生产，节约过日子，精打细算，保证群众吃饱吃好。总之最低“三八线”要守住。（注：对食品供应宣布“三八线”一事，是在省委重庆会议中告知温江，中央要四川调粮救京、津、沪、辽等地之急之后。此时，情况已经进入了最紧急状态。）　　

组织问题，一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富裕农民，掌握了领导权，或者出身贫苦蜕化变质，或者地富反坏混进来。地富反坏坚决清洗，富裕农民或蜕化变质的非换掉不可的，采取改选办法，个别民愤很大的才撤职，生活搞得不好的地方，派一些好的干部当事务长。　　

你（注：指郫县的县委书记）的毛病是抓不到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去年主要反映在体制上有右倾倒退，今年主要反映在管理区掌握粮食斗争上，在干部上反映，一种干部不做艰苦工作，贪图个人享受，阳奉阴违，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以个人得失为出发点。（你的）缺点是对这些东西嗅不到，因此领导没力。好的要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树立旗帜，坏的要坚决整，刹他们的歪风。　　

　　

1960年11月5日，电话会议　　

……农产品收购情况很不好，按现在情况很可能完不成任务。今年秋收以来打了两仗：一统粮，二油菜，现在是收购农产品，面积越来越少，产量越来越低，刮右倾风，刮低产风，富裕农民思想作怪，想多吃多用，不想给国家，性质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就必须和粮油一样打一仗，主产区责成第一书记亲自抓棉花、花生和其他农产品，一天抓三次，15号以前全部拿起来。……（注：此时，省委关于贯彻中央对四川“过度调粮”指示的会议已经开过，收购已成为重大难题，而从宋这番讲话可以看出要“牺牲局部”矛盾之尖锐。）　　

　　

1960年11月15日县书会总结　　

……　　

（三）安排群众生活。征购邛崍短700万，全部减了；大邑短500万，也减了；郫县短700多万，也减了；华阳短1100万，减600万；我们短国家2300万，崇庆多卖1000万，彭县多卖300万，销售各县自己安排，可节约点，自己解决。灌县多交了300万，拿给郫县。我们还有3200万，做后盾。（交国家的）要坚决拿上来，（安排群众生活的）坚决拿下去。　　

具体安排生活四句话：　　

1、低标准，半斤贸易粮“三八线”要守住；　　

2、瓜菜代，代用品至少二两，蔬菜二斤；　　

3、粗粮细吃；　　

4、干部和群众完全一样，和群众通通拉平。（注：不难注意到，干群一致，是处处都要讲到的话。杨继绳关于干部是否与民同苦，从不做正面介绍，倒是在《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一节中处处暗示：所谓“与民同甘共苦”纯粹是一个“神话”。（p626））　　

二条要劳逸结合，不打夜战，八个钟头的睡觉必须保证，谁也不准侵犯，放假男的半月一天，女的半月两次。　　

　　

附录三：“杨246”继承造反派未完遗愿痛批李井泉　　

　　

《墓碑》中有一段的标题是《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李井泉……（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饥饿时间长的根本原因。”(p202)对于此事，杨继绳的“246治史笔法”，可以说是发挥到了“神来仙去”的最高境界。　　

根据一些老人的判断，即便有大跃进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温江（注意这里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本来是饿不死人的；而且，只要温江不往省外过度调粮，就可以解决四川其他许多地方的缺粮问题，四川也饿不死那么多人。与1958年相比，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了28.2%，而同期四川则下降了40.4%（此事与邓小平有直接关系，待以后行文介绍），即便如此，四川占全国粮食比重仍有9.3%，比人口比例10.4%低得不算多。所以，从根本上讲，四川饥饿时间长，与四川李井泉本人当时所作所为，并无太大关系。　　

注意一下宋文彬在《交代》中的这样几段话：　　

“（在1960年冬研究国家调粮的四川省委的重庆会议上）……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　　
“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　　

“就在这个会议（注：指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的传达中央要求四川外调粮食的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温江地委完成。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只有新都县火车站仓库的粮食，动员于部、群众连夜搬运才能赶得上，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新都县委完成。在这种已经造成全国严重缺粮的局势下，只好局部服从全局。”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四川如果不往外省调粮，许多地方都可以给农民留人均一天一斤的原粮——这无论如何都是饿不死多少人的定量。所以，调“过头粮”导致后果之严重性，上下都明明白白。事实上，1960年调“过头粮”后，四川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很快就从9.3%下降到1961年的7.8%的历史最低点。而在少调粮后的两年（1962、1963年），体制还是那个“坏体制”，领导还是李井泉那些“坏领导”，四川粮食产量的比重却上升到9%、10%。可见，杨继绳的所谓的“根本原因说” 实在经不起推敲。　　

特别有意思的是，杨继绳从右的角度批李井泉之“左”，与“文革”中造反派从左的角度批判李之“右”，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是“文革”中《李井泉在农业战线上的黑话》一材料中的摘录：　　

（李说：）“生病，死了些人……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去年……要支援全国、支援中央而出现的。”　　

（造反派对此的按语是：）“李井泉竟把因生产下降而出现的疾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责任，推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　　

（李说：）“中央要人找四川要，要粮找四川要，要钱找四川要，连木头也找四川要。”　　

（造反派写的注脚：“（这话是）在一次会议上大发雷霆时说的。”　　

不知杨继绳在写李井泉对四川饿死人的“特殊贡献”时想过没有，他的观点，与三十年前造反派居然会如此雷同。而这两种“246笔法”的共同之处，当然也是最精彩之处，就是一笔抹掉了导致四川饿死人的最重要原因：向外调“过头粮”。而这，甚至也是四川广大群众和干部长期形成的看法。——这就是李井泉的可悲之处。　　

这里须诚恳地提醒一下经历过“史无前例”的“246”先生：“文革”时造反派曾掌控了全部档案资料，并据之“深入揭批”了李井泉及其他《墓碑》中涉及到的那些“极左”官员们的种种右的言行，而按“杨246”的标准，这些当属“135”之列，因此完全可以得出一个“改革派”的李井泉。就此一点，希望“246先生”在将来出版他的《墓碑》的第N版前，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一点“文革”资料的功课，免得诒笑大方。　　

　　

四、困难中还必须狠抓“干部腐败”问题　　

　　

注：《墓碑》中写得最多，也是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困难时期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种种恶行：贪图享受，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吊打捆绑群众，甚至逼死人命，搞到各地折骨而薪，易子而食……一言以蔽之：GCD的罪恶謦竹难书！　　

勿庸讳言，无论杨继绳所说的这些现象数量是多是少，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封建帝制时期、国民党时期遇到饥荒时情况更恶劣，就原谅之（这无异于五十步笑一百步）。所以，不承认当时干部问题严重，又属于一种“135”笔法了，与“杨246”无本质区别。　　

不管是“246”还是“135”，其问题之所在，就是站在某一“立场”上去叙史。应该看到，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而杨继绳用他半瓶子醋的经济学知识，做了一种“平面” 解释——以今日之“最先进标准”，去衡量旧时之情况，得出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将在《附录四》中将专门讨论。　　

　　

1960年12月5日省委三干会温江小组会议　　

一、我们的情况估计问题。……具体分析三种情况：一种是好的，例如三江，这是代表，这个同志们报的公社总数是314个，好的103个，占32.8%；二种是基本上好的，问题还比较多的，例如清平，这类155个，占47.8%（注：应为49.4%）;三是问题多、大、严重的，里面又有各种类型，有61个，占19.4%(注：这几处的数字均有些出入，原因尚不清楚)。大体是三、五、二。……第三类，情况再进一步分析，总的讲问题多、大、严重，但有三种不同情况，例如红光公社，“共产风”一直在刮，二种例如XX公社，公社化初期“一平二调共产风”，去年算帐大会纠正当中，又搞右倾倒退，去年冬天反右倾倒退回来又刮共产风，即左、右、左。再一种如广汉新丰，民主改革不彻底，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钻进来，掌握领导权，进行阶级报复。就这三种情况你们考虑，情况不同，问题的性质也不同，这是很重要的。……情况错综复杂，有的什么都有，比如说红光，“共产风”一直在刮，右倾倒退未发现，而违法乱纪很严重；又如柑棒，思想问题肯定有，不纯问题有没有？新丰则思想作风、两条道路、民主改革不彻底三种问题都有，但主要是民主改革不彻底。而从结果看，都是很坏的。（注：以现在一些人的观点看，这种“问题分类”似乎很无聊，他们会以为，只要不搞阶级斗争，一切都是多余的。然而不能忘记的是，那个年代距解放仅仅过去十一、二年，确实有一些被剥夺者对新政权怀有仇恨，确实有蒋介石特务窜犯大陆，确实有美国在那里与中国为敌……这些都是难以掩盖的历史事实。所以，那时并没有“阶级斗争应该不应该搞”的问题，只有面对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怎么做更加合理的选择。纵观宋文彬关于这方面的谈话，当时能够分类对待，注意政策，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二、“五风”都是歪风，两年来中央、省委一察觉就纠正，从全国讲就是郑州会议，全省讲就是重庆万人大会，我们来讲就是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注：杨继绳有一个很美妙的观点：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体制问题。这就使人们会反过来问：如果体制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是不是就不该抓干部问题了呢？推而演之，封建帝制是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不是要等到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才去解决问题呢？再推而演之，美国以其“最完美的民主”，选举出了经济上持续新自由主义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社会上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医疗体制，政治上犯伊战错误的布什总统，这至少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最美妙的”，眼下甚至一时还无法“完善”，那么，是不是要等到“完善”后再根本解决“根本问题”呢？这种历史观，就是一种“平面”思维：以最先进的标准去衡量历史。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历史。）　　

　　

1961年1月14日，县书会　　

红光管区开始主要说“五风”严重，不知死了那么多人。原社干部周桂林、萧绍群未揭出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死人多，又连到XXX问题，群众没饭吃，他们开小灶，两个月吃肉六百斤，另外对群众带小偷帽子，捆绑吊打，这段权力是XXX，周桂林无实权，成了“民主人士”。又进一步揭，萧绍群土改积极分子，建社萧、周各任支书和社长，到58年组织是好的，工作是好的。而红光问题是58年秋季开始变的，一个是“五风”，恰在这时红光的领导成份就开始变，XXX直接间接整死七个人，他住五、七队，是最坏的。X死在那里，开会也不到。以后XXX又兼了管理区主任。前冬XXX当支书，实权完全变了。一队长钟发田是好的，被打击下去，如果红光情况是这样，不会是作风问题，而是阶级问题，则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坚决斗。（注：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杨246”书中引用的东夫资料里，红光管区的“问题干部”的姓名，与这里的几乎是完全不同。凡此种种，东夫“每一件事都经得起查证”的材料到底从何而来，就应该有了疑问，他也就应该去“查证”一下，时任地委书记当时的材料，为何会与从东夫那里得来的会不同。另外，《墓碑》中关于郫县“放卫星”一事的描述，李井泉、阎秀峰、宋文彬、郭岚等重要角色都出场了，却少了一个时任郫县县委书记的刘致台，而在宋文革中的有关“检查”和《交待》一文中，甚至在东夫的书中，刘都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核心人物，这是否也被杨先生“135” 掉？只有他自己心直肚明了)。　　

运动中查明是处理错了的干部，要恢复名誉职务。（注：一边运动，一边纠偏——这就是那个“探索时代”的特点。）　　

在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残余势力与农民的矛盾，他们篡夺领导权，搞破坏，因此这些地方的迫切要求是夺取政权。性质一肯定以后，一开始就揭盖子，把坏人搞掉，把权夺回来。　　

　　

1961年1月1日，县书会　　

确实有这么一些干部，不是地富反坏，也不是蜕化变质，腐化堕落，这方面材料也不充分。说他们是搞右倾倒退，也没查出他大退。但是有一条，工作、生产、生活里面的问题，他不解决，使问题一个一个积累成堆，垮下去了，他认为不是工作问题，而是公社制度问题。要让他讲啊，有些是公开反对公社化，有一种是既不拥护也不讲，如XXX一样。从表面上看也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是中间派，实质上是右派。（注：可见，“根本原因在体制论”，不是“杨246”们的新发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基层干部中就已有之。可惜这种“平面史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想而已。）　　

　　

1961年2月中旬，电话会议　　

二，整风整社。第一批三类社领导权基本解决了，该斗的斗了，该捕的捕了，该集训的全部都集中了。第二批也展开了，中心是赔退，有几个问题讲一讲：（1）重要意义，贯彻中央十二条，中心是彻底纠正“共产风”，关键是坚决赔退。“共产风”是对农民的剥夺，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我们只能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采取剥夺的政策，对劳动人民任何时候也不能采取剥夺政策，否则将破坏生产力，影响工农联盟。主席把这个问题讲得很严格，违反马列主义原则，黑手起家，土匪行为，要坚决纠正，彻底赔退，意思是把剥夺了农民的给农民，倾家荡产也得给。（2）有劫财难舍，不愿赔退。看来不经过一场斗争是不行的。有三场斗争：一场夺取落后社区队领导权斗争，已取得巨大胜利；二场赔退斗争；三场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注：同时要纠“左”与纠右，而非“一左到底”。）……　　

　　

1961年2月19日，电话会议　　

今天开个紧急会议，专门讲小春生产问题，今晚十二点以后，李政委打了一个电话，省委派了12个工作组到我区各县，检查小春生产，汇报小春生产很不好，今天我到大邑韩场看了一下，生产坏透了，公路上看，土地成片未种，九千多人，二万六千多亩土地，只种了40%的小春，60%未种，而且已种上的未中耕。小麦好的打过二、三百斤，一般百把斤，不好的几十斤。一千多亩油菜没啥收成。小春下来，种籽一留，征购一完，基本上就完了。为什么这么坏的情况，XXX（此处不清），精神面貌也不好。毛猪还有1500头，每户不到一头，肥料无X，耕牛800多头，每头负担70多亩（黄牛），田也耕不过来，这么坏的情况从来没有过。整风工作团是高山负责，曾书记不到一月前去过，这么严重的情况，既未采取措施改变，也未报告。这天沿路看的就不止这一个。从大平到方兴都不好，到顺江看基本上种上了。从黄水到温江好的少，坏的多，发现一个大的落后片。一根“扁担”担两个“包袱”。扁担——从武隆到白家，包袱——成都一面，华阳、白甲、黄甲，新津普兴、金花、温江、黄水、中心、集体，沿川陕路十几个公社；大邑那面，安仁、三岔、韩场、重义，邛崃冉义、平马等，反正是个大包袱，情况很严重。其他地方怎么样，请各县立即加以检查，把情况搞清楚。　　

怎么办？搞一个加强小春田间管理的突击运动，立即张开，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干部全部下去，亲自挂帅，出马上阵，带领群众去搞，今天运动就搞起来了。（注：用“运动”的方法搞生产，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其实在当时一点也不可笑。经过大饥荒，劳动力减少，干部精神状态差，出现这种状况不奇怪。关键在于怎么办？是等待那个二十年后才可能出现的“体制”，还是积极想办法？显然，按照“杨氏史观”的前面一种美妙设想，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已。）　　

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都亲自出马上阵，带领群众去搞。整风整社，纠正“共产风”，留少数几个人算帐赔退，其余一律下田，大白天不准开会，晚上用个把钟头检查，研究工作。　　

常委开了三钟头的紧急会议，地委除留下一个搞工业的以外，其余全部出动，每个县两个负责人，落后的三个人。宋去担扁担，张到华阳，杨到大邑，其他下去的主力到主攻方面去。这是用实际行动一扫而光，不但到前线去指挥，而且参加战斗，战地正风，横扫“五风”。　　

要求各县委、社区队通通这样操作。一面生产，一面赔退。屁股住到落后片、点，并带上自行车，横冲直撞（注：川西平原农村居住分散道路狭窄，此话意思是不管路好不好走都要去），了解全面情况。　　

紧急动员起来，现在紧张生产，否则以后紧张肚皮。　　

注：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无须讳言，困难时期，干部中确实有《墓碑》中说的那种贪图享受，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吊打捆绑群众，逼死人命，这对于克服困难带来了阻力。　　

而《墓碑》一书的特征，就是将所有最坏的状况集中起来，于是给人一个感觉：在整个困难时期中，这种极端的恶行，似乎是当时干部状况的主要方面。　　

这就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如果真是这样，能度过那个难关吗？如是，GCD早就该垮台了，所以，杨的铺张叙述，不可能是当时干部状况的主要方面。而宋的谈话，则显示了当时干部的主流的真实状况：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努力消除腐败，振作精神，千方百计，度过难关。　　

　　

1961年2月29，对郫县　　

这个期间压了你们几个问题，主要是干部作风问题，要从你们县委起，来一个大转变。具体讲三个问题：　　

一、老老实实，情况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有问题就是有问题，问题小就是问题小，问题大就是问题大。丝毫不要讲假话。（注：按照《墓碑》的描述，一个地委书记应该只知道阿谀奉承，谄上欺下，是决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二、和群众打成一片，丝毫不要脱离群众，坚决做到“四同”，脱离群众的事就不干。（注：这是一次又一次讲到的基本状况，不断告诉我们“杨246”确实在阉割历史。）　　

三、做艰苦工作，具体要做到三条：　　

（1）作风大变；（2）工作大变；（3）政治风气大变。做到三条有个过程，要尽量缩短。　　

又有三条：　　

1、时时刻刻欢迎反映问题，有问题不反映，倒是要批评。　　

2、实事求是，下面汇报又信又不信，然后自己下去了解情况，和汇报一致，是老实的，要鼓励，哪怕他们反映的问题很严重，帮助解决；如反映出入很大，抓住批评。（注：从这里及后面多次要谈到的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十分注意防止说假话的问题，而非“杨246”说的当时到处都是说假话者。）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7

3、干部多吃多占的压到（注：口语，“强制”之意）退赔，从县到公社一律这样。每次开会都讲这个问题，讲上若干次，若干时刻，作风转变了，就不讲了，特别是先进地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罗仕发（注：当时的一位基层上来的模范干部）的态度是好的，生产拼命搞，分配宁估99%，不估100%，这是两回事，而我们前一段混为一谈。……　　

　　

1961年3月1日，地委支农会议　　

全区压（缩）十万人回农村。　　

1、工交压32000，占三分之一。　　

2、财贸按刚才讲三条措施，压一、两万人。　　

3、文教，按广汉办法，压二、三万人，加农中教师8千人。　　

4、社办工业，广汉办法一社50人，共压16000人，按过去高级社时办法，农忙生产农闲搞。按这个精神，压10—12万人。　　

58年大跃进以前，我区标（准）劳（动力）150万个，年产44.5亿斤，每劳产3000斤粮食，我们今年计划增产4亿斤粮食，压10—15万个劳动力回去，即四亿多斤，而浪费劳力的现象到处都有。　　

　　

1961年3月3日，研究调劳动力问题　　

不准买什么搭配什么，或者拿什么来才卖什么。下死命令，今晚停止这样办。　　

再强迫搭配东西，今天下命令，明天派人检查，再发现，即执行纪律。（注：解决粮食问题，压缩非农人口是一个重要条件。撇开用以充实“246”逻辑外，《墓碑》中对此事描述的本身，还是基本客观的。）　　

　　

五、上下一心，努力度过最艰难的阶段　　

　　

1961年3月22日地委扩大会　　

……　　

一、生产渡荒。……三年大跃进，大家看的清楚，两年大灾害，就体会不深刻，我们要多拿粮食支援国家灾区，影响是三个情况：一个是我们吃低标准，每人半斤；二吃的低标准节节粮；三没有储备。为什么要给同志们讲清楚我们吃的低标准、“节节粮”、没有储备，目的是要弄清楚家底，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把全区几百万人的生活搞好，不要脱节。我们对国家的征购最好多拿一点，支援重灾区，至少也不能少于去年。现在发现有的同志有这样的念头，打国家的主意。地委反复考虑，大有大的困难，小有小的困难，国家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要局部服从整体。最近一段，我批评了几个同志，通不通反正是批评了，情况估计足，工作中扎实，日子可以过。现在估计不足，工作不扎实，情况就那样发展下去的时候，那要出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严格批评你们，免得将来犯错误。现在工作是一点点漏洞不敢出的，因为吃的低标准，“节节粮”，没有储备。要把工作做好。　　

（1）当前生活安排。地委掌握的粮食全用光了，重庆会议省委给了我们5500万斤，在上一次工业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全部拿下去了。重庆会议各县报的粮食差1300多万斤，拿了1300多万斤，回来后两次解决的饲料拿了900万斤，有3200万斤左右，上次会议做种子全部拿下去，现在X（宽？）了。分配这个粮食是一举三得，并且里面有活动性，靠各县做好安排。首先解决种子，不够20斤的通通补够，红苕按150斤补起来。这样把种子解决了；二是解决春耕开始，每人加二两粮食，一笔粮食两笔用，即种子中有不饱满的，把它煽（注：四川农村使用一种将瘪的稻谷分离出来的木制“手摇风谷机”）出来，可煽20%，就是四斤，16斤就做纯种，4斤解决加二两口粮，坝子（每人）96两（注：四川把平地叫“坝子”，这里指温江平原地区每人每月供粮），一天三两可吃32天，接上小春了。红苕地区按150斤留的，下种的可选一些不好的、烂的种子吃，早下种，拨专用化肥催芽，早割一道藤子（注：这一段指种红薯过程中，多利用一些可吃的红薯藤）。三是有些地方生活安排差几天，（要）我们格外拿粮食没有了，有这个问题的地方，不下田的加一两，下田的加二两，把不下田的粮食拿来解决差几天的问题，如果还不行，不下田的不加，下田的加一两。如果还不行，就大搞瓜菜代。是这么个精神，再说一下，请各县要好好安排，结果勉强能过得就勉强过了，实在过不了的，再专题报告，我们再想法帮你们解决。地委精神同志们都清楚，除非不得已不向省委要粮。另一方面，你们想尽办法还不行的，报告地委设法解决。各县的工业用粮也可以挤点出来，比如城镇供应指标下劳动力比原来时间和数量都少一些。还有些公社口粮留到五月底的，可以迟十天就加上去了，如似新民社的情况，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要会过穷日子，大少爷的办法是管不了家的。（注：从正常供给，到利用种子，到杂粮安排，从劳动力到非劳动力，从条件好的地区到不好的地区，从下面自己解决到上面帮助，一笔一笔地算粮食如何安排的细帐，甚至连从20斤种子中扇出来的几斤瘪籽都要算进来，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无此，当时断然是克服不了那么大的饥荒的。这些，都是“杨246”很不愿意、也很害怕读者知道的。）　　

……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8

1961年5月22日，在清平公社研究食堂问题　　

一、要进一步宣传政策。食堂真正按群众意见办，愿意参加的参加，不愿参加的即不参加，什么时候参加就参加，什么时候不参加就不参加。全家人参加，还是部分人参加，都可以。办什么样的食堂，以队办，林盘办，作业组办，院坝办，完全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干部不要干涉。食堂垮了对人毫无责任，各按各的意见办，参加食堂不参加食堂都光荣。在经济上完全一样对待，完全平等，粮油肉菜盐完全一样。粮食分配到户。（注：“杨246”根据1959年5月11日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一封中说到有些农民不愿解散公共食堂的信，就说李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而从宋5月22日说的“宣传政策”的话看，“真正按群众意见办”，“完全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干部不要干涉”，其实四川省委的态度是很清楚的，而中央正式通知是6月会议结束之后。所以，“情有独钟”，其实是杨的一种“李井泉246”历史逻辑的穿凿。从策略角度讲，四川采取的“完全按群众意见办”，是一种过渡办法，即不搞硬性规定，历史经验证明，实现一次大的转变，如果大起大落，忽左忽右，甚至心血来潮，倒是要弄出乱子的。）　　

二、进一步解决顾虑。　　

三、立即兑现，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主张怎么办，就立即怎么办。　　

四、有困难的，帮助解决困难。　　

　　

1961年夏，邛崃，汇报生活安排问题　　

这条战线缺乏力量，我们实行吃粮低标准，就必须瓜菜代，劳逸结合，搞不好，病人增加，非正常死亡加大，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疾病增大或减少，是反映这方面工作搞得好不好的问题。这方面搞不好的，就是对人民生活疾病生死关不关心的问题。不关心，不是官僚主义，就是蜕化变质，就是地富反坏。为什么没有力量，就是没有对官僚主义、蜕化变质、地富反坏开展斗争。这里面有阶级斗争问题，不搞斗争，工作就会软弱无力，不抓这一条是不行的，官僚主义就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间接同盟军。病人多的地方，既不想办法解决，又不报告，不是地富反坏当权，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当权，不然就是官僚主义当权。你们去查，查出来要惩处的，说你们缺乏力量，就是没有深入到这方面看问题。（注：对干部严厉，提到“阶级斗争高度”，意思是“你不管老百姓死活，我就不管你的死活了”。这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1961年，四川人口已经降至四年来最低点，再不恨施“厉政”，是过不去的。）　　

肿病规定两条：一，肿病不管轻病重病，一律集中治疗；二，没有恢复健康不准出院，如果经过教育批评仍不照办的，去查究竟是什么人。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病人一天三钱油，三钱糖，三钱肉，口粮在原来基础上加四两贸易粮。以十万人两个月计算，150万斤粮，十万斤油，十万斤糖，十万斤肉。发现克扣的从严惩办，粮食菜从管区统一拿。（注：杨继绳引用许多资料（p214-p218）说，将病人集中起来，百害而无一利。不能说他举的例子都不对，但这其实是需要分析的，像温江这样，许多政策要地区给，不集中，倒是可能把政策“散漏”掉了。）　　

　　

1961年夏，生活安排问题　　

生活问题，40%—50%蔬菜有问题，20%以上代食品有问题（注：这里的“问题”是指难以落实），办法是拨专用化肥，调剂谷糠，要像解决粮食一样去解决。蔬菜要搞到三斤，代食品要搞到四两。劳逸结合再检查一下，要坚决贯彻执行。　　

对几种人照顾：　　

一、肿病：轻重病一律进医院，未恢复健康，不准出院，并报上级派人检查验收批准。　　

二、对病（人）照顾：粮食在原来基础上加四两，油、肉、糖每天吃到三钱，按10万病人计算，才10万斤油，10万斤糖，10万斤肉，蔬菜每天包三斤，由生产队包干供应，优先。把需要集中的病人都集中起来，被子原则上自带，不够给公被。　　

三、孩子：幼儿园一般好，托儿所的差，三岁以下的二十二万，加一些四岁的，共二十五万，一天补助一斤粮，做成肥儿粉，可三分之二用肥儿粉，三分之一代食品。三个月共需300万斤，其中100万科研用代用品，一月4两油，一两糖。　　

四、孕妇：5万多，奶妇11万多（有重计算的），按小孩照顾办法对待，体质很好的集中起来休养。有7.5万人。　　

以上共45万人，病死都在这里面。以50万人计，粮食600万斤（其中200万代用品），30万斤油，30万斤糖。休养员一天补助一两粮（三分之二粮）和小孩一样。（注：宋文彬作为一个“有粮食饿死人”地区的地委书记，那时几乎天天要算这种细帐，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损失。在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的干部就在干这些事，而这些，都被杨继绳“135”掉了。）　　

……　　

我们考虑三条：一，普遍提高标准；二，劳逸结合；三，照顾四种人，可以防止病死。　　

病人的东西直接发到医院，休养员的直接发休养院，幼儿园的饼干、肥儿粉和孕妇奶妇的直接发到本人。　　

油糖由国家供应，肉自己解决，粮食能够自己解决的自己解决，没有的国家供应。　　

三条办法，保证健康，减少疾病，制止死亡。同时群众体质（得到）保持，还可以增强，保证身强力壮，投入生产。从政治上来讲，深得人心，心情愉快，党对人民群众关心无微不至。　　

　　

1961年12月15(或16)日，省委电话会议传达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农业、计划会议指示　　

邓小平说：……要保证征购，不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全国来讲，今年教训是征购少了。买过头（粮）不要，今年四川买过了头，我赞成四川的风格，各省应向四川学习。总的讲，要看到大局，不要只看到小圈子，要克服困难，要当老实人，不要怕吃亏，要有志气。（注：在公开文献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过邓小平这番“表扬李井泉”的话，而且表扬的是四川征购“过头粮”。在原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中，是把过头粮当作问题看待的。其实，不仅有这里的“左”，邓小平还有要求四川搞密植之“左”，强推“万斤田”之“左”，但这并不排除邓小平时不时也有“右”的时候，例如60年代就提出“猫论”。谁也不是生来就“左到底”或是“右到头”，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点，却成了《墓碑》的一个尴尬和心病。）　　

　　

1961年12月，县书会布置搞农村干部投机倒把问题　　

……农村基层干部搞投机倒贩活动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李政委（注：当时习惯以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简称李井泉为“李政委” ）讲，农民有两重性，不认真加以解决，农村生产就搞不上去，增加国家的困难。不仅是这个问题存在，而且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各县扩大干部会议后期，用两天半时间加以解决。　　

二、搞法。首先县委根据李政委指示精神，结合自己情况先做报告，有些典型调查做典型发言，然后以小组进行讨论，进行检查揭发，最后把政策界限搞清楚。　　

三、纪律处分要经过监察部门，法律处分要经过司法部门。　　

既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又防止出乱子。　　

各县会议完了，在有工作团的地方，都搞一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把各种情况、政策界限摸清楚，怎样解决，准备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各县摸得差不多了，由少克负责开专门会议，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研究，选一个好的典型批转，在整风整社中解决。（注：其实，宋心里明白，基层干部“投机倒把”，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许多与老百姓差别不大的农村基层干部，也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一种不得已。所以要求稳妥地深入调查分析，不能出“乱子”。）　　

　　

1961年12月23日，对温江县委书记车逢宏讲　　

一面要提倡同甘共苦，一面要爱护干部，注意干部身体。要教育干部对群众生活要照顾得无微不至，想尽办法去解决，那生产的力量就大得多。没有一个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正常情况。　　

运动往深里搞，就抓到XXX，既不想办法把食堂搞好，又把群众锅灶砸了，抓到群众煮东西就往死里整，这不能设想是作风问题，这是阶级问题。（注：这里须注意一点，当时讲干部中的“阶级问题”，并非后来许多人所说的是一种“纯政治性”行为，更不是简单的“阶级清算”，而是针对一些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的作风而言的。）　　

　　

1962年3月4日地委会　　

……　　

五，领导方法。开会多，下去少，下去既不反映情况，又不解决问题，说得多，做得少，实际是一种官僚主义，各级各部门都存在。有些工作团下去也不反映情况，解决问题，要下决心改变这个作风。　　

（1）少开会，多下去。要解决这个问题，派同志做点调研，弄清问题，情况，开小型会往下贯（彻）。　　

（2）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3）派人下去检查，不能听听汇报，检查要反对木头人，既不反映情况，又不解决问题。要提倡唱对台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改变情况。　　

（4）检查组报告里面选择一些典型通报。（注：按照“杨246”的说法，当时的各级干部只知道说假话，这好象与宋这里所要求的“要提倡唱对台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改变情况”差异很大。人们该相信谁呢？看来，不改改“246法”（或者是“135法”），确实是无法看到“真实的历史”了。）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9

1962年3月13日地委常委会　　

今天给李XX（注：因是文革初期抄写材料，估计应该指的是“李政委”，即李井泉，下同）汇报了一下，传达一下。”　　

“大春大的问题不会出，小的问题免不了。粮食五个问题，保六两的问题解决了（注：温江只能从五两提高到到六两，可见难度之大）。还有四个问题未解决，需要一千多万斤的安排。李XX说，省委指标没有了，从你们自己保成都的指标中解决，供一千多万斤，最后还。研究今年生产如何回升，看来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基本上是好的，政策基本上贯彻下去了，中心是灾荒问题，我们报了个帐，小春征购八千万不能动，最后可能减千把万斤。再下决心抓早熟玉米，把7%的自留地划够，种南瓜、豆角、莲花白，再加上返销一点，可以过去。　　

全年的问题，我们意见都讲了，调整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只是把国家的征购定了，其他的都是自己的，就是那么回事，宣布一下就行了。征购，李XX说，八亿斤不能变。基本核算就是那三条：一，变不变由群众决定，反正一句话，征购确定后，除过国家的就是自己的；二，定征购，同意我们地委的意见，以去年为基础，一般不动，个别调整，高的调低，低的调高。三，大队提留，同意我们的意见，中央原提10%，就是叫好的地方多拿，还有灾荒，我们征购已经不少，灾荒一般没有，大队只提他需要的部分，为了保证征购，县的机动可以不动。（注：被杨继绳描写得对“左”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的李井泉，对征购节余安排、大队提留等等“小自由”，却处处同意“我们（地委）的意见”，是“改邪归正”？还是“形右实左”？还是不断“左-右-左-右……”的探索过程？估计，已被《墓碑》的“246”玄妙笔法弄得晕头转向的读者，只好靠自己恢复常识再去判断了。）……　　

……李XX说，这几年的运动，凡是反瞒产私分撤换的干部，要否定，反右派、反贪污、打击投机倒把要肯定，反右倾扩大化，把扩大的部分解决。贾XX（注：此应为当时任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贾启允）说，禾囤近年来只需要处理干部5%的样子。……　　

谈到调粮食问题，我们意见只能调3800—4000万斤，但省上底子是8000万，要救全省的命（注：这就是廖志高说的省里征的“过头粮”）。允许城市安排到8月底，少安排一个月，小春下来不调粮，万一八、九月有问题，调粮来解决。省委现在是从各方面挤粮食往农村安（排），并张口向中央借粮食，不是扣住粮食不往下拿。现在我们和省都是采取边沿政策。（注：“省委现在是从各方面挤粮食往农村安（排），并张口向中央借粮食”，这也是李井泉之所为，只是因为与“杨246”翻来覆去不断揭批的李“不顾百姓死活”形象不一致，所以也被“135”掉了。）……　　

　　

1962年4月18日县书会　　

只要夏荒胜利度过去，今年大春生产丰收还是很有希望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问题是个别解决的。你们和其他专区的同志撞到一起，不要乱吹，给省委出难题。前三年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未讲话，因为全省全国困难很大，自去年以来，我们困难比较大，给省委提出的要求，省委还是按我们的意见解决，李政委还鼓励我们，相信你们这些同志不会闹本位主义，反过来，我们也不要本位主义。我们的打算和看法与省委的打算和看法是一致的。当前有困难，希望省委多照顾一点，逐年翻上去，对省上多支援一点，和省上看法也是一致的。友邻地区也主张我们吃八两，他们吃六两，有的还说额外给我们两千万斤度过饥荒，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注：应该说，这段叙述，确实体现了共产党内各级上帮下，下帮上，上下一心，左邻右舍相互支持的实际。如果不是如此，哪里能度过那么大的难关？！这与《墓碑》中描写得那种党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在是天渊之别。）　　

　　

附录四：“杨246”半瓶子醋的经济学知识　　

　　

看到这里，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克服困难的过程，读者可能多少有了些感性认识：至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认识、探索和“试错”过程，而不象“杨246”说得那样，完全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一帮暴民出身的“TG”的胡作非为之“表演”。希冀以一书扬名于世的“246”先生，为何会犯这种实在不高级的错误？——这就不能不提到杨的“春秋笔法”基础：他的半瓶子醋的经济学知识了。　　

本来，《墓碑》是一本很“热闹”的书，写了大量动听至骇人听闻的故事，这已足以饱其“颜色”了；再者，“246先生”是学工科的，后来干的又是“热闹”行当（记者），演绎复杂的经济学理论，非其所长，所以当扬长避短才是。但是先生不揣冒昧，硬要玩一把“深刻”，似非此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结果不仅弄出诸多败笔，还乱了自己的思维。　　

读过《墓碑》的人都不难看出，他的整个所谓“理论分析”，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一番话展开：“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p1060）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该学派早已有之，但真正被付诸实践，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福利市场经济的“撒切尔-里根主义”。尽管它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诸多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属于“右极端”，这跟同样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凯恩斯的“左极端”学派一样，其历史作用都因“极端”而受限，不如新古典综合派那样可以管得稍长远。杨继绳的毛病，就在于他所选择的理论依据，恰恰是一种“右极端”，而做出这种选择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立场”多于“理性”——这就最终导致了杨始乱而终难弃的“246思维”。　　

要弄明白这一点，先要回到编者按中提到那个并不能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粮食产量问题上来。其实，“杨246”只要多查证并处理一些数据，就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建国以来，以改善水利设施和大量使用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技术革新，一直在推进，恰恰就在十年“文革”期间，化肥的使用量几乎增加了三倍。这显然会大大提高产量。而这种提高农业技术的做法，并不是某一种制度的“特权”，所以比“大跃进”更极端的“文革”饿不死人，也就不足怪了。　　

但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如果再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在“制度最好”的1978—2007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的效率，是每增用1公斤化肥可以增产4.7公斤粮食，而在“制度最坏”的1952—1978年，该增产率则高达16.1，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坏制度” 的效率是“好制度” 的近4倍呢？　　

显然不是。因为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边际报酬（指效率）递减律”，按照该规律，与最初使用化肥时的效率相比，在以后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效率是会逐渐递减的，所以这也与制度“好坏”无直接关系。　　

然而问题仍未就此而结束，因为，这里毕竟出现了一个在“坏制度”下也可以提高效率的情况，于是人们进而就会问：如果一个制度可以提高效率，它还能叫“坏制度”吗？　　

这就要从经济学上弄清楚：什么是制度的“好坏”了。其实，按照“杨246”拾哈耶克牙慧而得来的观点，对于“坏制度”，是要“打击一大片”的——因为哈所指责的“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 者，包括了“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按照这个划分，台湾的农业合作社，日本的农业组合，尤其是“大锅饭”色彩最浓的以色列的“莫沙夫”，尽管本来都是姓“资”的，但都要因其同时还姓了“集（体主义）”，而要被打入“坏”制度的“另册”了。　　

其实，“246”先生只要多读几本书就会知道，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多数是承认农业存在着“市场有效性”不高的问题的，著名的“蛛网效应”，就是研究农副产品易于偏离市场均衡点的特征的。所以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数有国家干预政策，即便是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按照这个观点，中国改革以前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无论怎样地被人们指为“超前和鲁莽”，至少在理论上还是有其依据的。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个“私”字就解决了，就是从国情与中国稍微接近的印度看，其土地倒是实现了私有化，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就是一个颇费解的现象。所以，只有半瓶子醋经济学知识的“246”先生在高谈阔论体制问题时，实在也是“超前”和鲁莽了太多。　　

如果再继续研究下去，“246”先生的尴尬就更大了去了。因为，他如果真能把自己“半瓶子”里的“醋”装得稍满一点，就要进一步去研究中国当下面对的更多的“市场失效”问题，这样一来，他就被迫不得不去再研究一个让他更加郁闷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学习“美国式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制造出的民怨沸腾的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对于推动“杨246”们很害怕的民粹主义起了主导作用。在《后记》中要讲到，这是“246先生” 眼下心理矛盾的一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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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又要面对放宽政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　　

　　

1962年4月20日县书会　　

……依靠集体，意思是困难要依靠集体积极性来克服，不能依靠单干。包产到户问题不能麻痹。在省委会议上我讲，首先一个问题是农民两重性，在两条道路中间，他站在十字路口；第二集体化过程中的历史，开始集体化，60—70%的贫下中农很积极，因为单干有很多困难克服不了，20—30%的富裕中农犹豫动摇。随着生产发展，也有变化，他也算帐，集体比单干优越他就参加，否则就不参加；还有随大流进来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还有坚决单干的。……另一方面，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减了产，吃穿用发生了困难，富裕农民动摇，贫下中农也抱有权宜之计，这种思想反映到党内来，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内。这不奇怪。（注：这里关于农业实行集体经济中的不同阶级的不同观点的分类，该说的都说到了。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要么，共产党的“暴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　　

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再复查一遍，贯彻下去没有，没贯彻的要继续贯彻，已贯彻下去的看看有什么具体问题，中央、省委已定了的照办，未定的请示，与中央、省委不同的，提出意见请示。　　

　　

1962年4月21日县书会　　

反瞒产私分、火线整风是错误的，一律平反。　　

反右倾扩大化，甄别扩大部分；反贪污运动是对的，也可能有极个别错了的，在甄别当中明知有的可以结合进行甄别。不能反贪污和其它几个运动混同起来。政法部门甄别范围只限于夺取政权那一段。（注：明确了不同问题政策，即现在所谓的“分类指导”，这也是“有差别才有政策”的工作方法的体现。共产党似乎没有“杨246”说得那么颟顸愚蠢。）　　

　　

1962年5月，常委会讨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一、总的情况（概念）要搞清楚，大包干势在必行，少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原来是大搞高级化，公社化又是一个大队，“五风”不严重，如郫县先锋一类大队，56—58年都搞得好，58—60年也搞得好，生产未减，队与队吃粮高，生产也比较平衡，这类大队为什么现行办法不行，省委和清平试点都没有这个材料，要进一步摸一下。　　

有些大队过去好，现在好，变以后会不会更好？没有这个材料。派人到唐思学那里去，研究他们采取什么办法。　　

二、生产队，究竟是划小好，还是不划小下面设作业组。省委材料是一律划小（注：这话比杨眼中的“改革旗手”赵*紫*阳改革开放以后才提出的“核算单位越小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要早了20年。再一次证明了李井泉既没有那么“左”，也没有那么“霸”），清平材料是一半以上队。从我们坝子来讲，二、三十户是个新问题，对发展生产是否有利？值得进一步研究。高级社是大核算单位小生产队，现在是大核算单位大生产队，以队核算，就是小核算单位，小生产队。　　

三、大队提留，全省提征购的10%左右，相当于产量的3%，而我们即相当于产量的6%，现金来讲，全省占7—8%，我们占20%，如果我们的比例与全省一样，就不能使分给社员的现金占到60%，如果提留的粮食不算在积累中，等于又增加一倍的积累，农民的收入就更少了。我意见，真正储备要占公积金数内。　　

四，公社折价款，现在的由谁来偿还，减少的由谁来偿还，今后补充的由谁来负责，牵涉到公积金如何来提，公积金、折旧费主要归谁。　　

五、“三定”的粮食如何分配，牵涉到三个问题：（1）基本口粮是多少。（2）既要鼓励社员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基本的最低需要。（3）口粮水平到多少，这两者关系都要照顾到。　　

　　

注：《墓碑》的p230—p233中，用了整整一节，把四川农民“英勇斗争”大搞包产到户改革、而李井泉阴险毒辣阻碍改革，写得活灵活现，“文艺腔”十足。而对比“文革”中对李井泉“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行”的揭发，人们又得到了一个不同的面貌。到底什么是一个“123456……”的、或者说真实的李井泉？　　

宋文彬这里关于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之对比思考，（须注意：这是常委讨论会上的发言。按照杨氏“246法”，“毛皇帝”属下的臣子们，是不能“讨论”的；即便“讨论”，也是不能有异议的），从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对比，应该是一个理解当时干部思想实际状况的好线索。　　

　　

1962年8月8日，常委会　　

（宫蕴书（注：时任温江地委第二书记）说：……自由市场吸引力很大，泛滥。有管不住完不成任务（指征购粮食）的危险。）　　

（一）征购任务未完成，不开粮食市场；　　

（二）打击粮食二道贩子；按品种关大米、谷子、黄豆、玉米，开专门代表会。对公开哄闹抢劫的坚决打击。搞上个试点，安置市场管理，一承认，二纳入轨道。　　

（三）市管制度，开市代会，宣传教育，研究办法充分发挥工商联的作用。　　

（四）搞好安置，城市学生、居民、职工到附近农村去。　　

　　

1962年8月20日，在郫县时讲话　　

经济作物到恢复时不恢复，对三者不利。国家轻工业没原粮，集体没资料，社员没钱。等价交换，提高积极性。　　

现在要研究搞钱。　　

国家首先拨一批木材换粮食。（注：当时不仅要解决粮食问题，还要发展副业，解决农民增加收入问题。）　　

　　

1962年8月29日，常委会　　

（针对精简问题时说）手工业需要有些单干的，但要有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农业搞副手工业的社员，又是另一个问题。专业手工业如何搞，未解决。　　

　　

1962年12月上旬会上布置　　

（一）……　　

……　　

（2）干部四同，所有干部取消一切特殊，真正和群众一样同甘共苦，仍在闹特殊的严厉批评，屡教不改的要处分。　　

（3）压（缩）劳力加强第一线，继续贯彻，有抵触的干部严厉批评，再犯的给处分。　　

（4）生产责任制很快建立起来，四定三包一奖，克服无人负责现象。　　

（5）抓群众生活，猪饲料、肥料、群众生活必须安排好，有困难的你们反映，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　　

……　　

（三）回去县监委力量专管人民来信和上下左右反映出来的问题，那里出了问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告社、区、队干部的信，由县上负责直接查处。还建议所有人民来信，都要第一书记通通看过。再把政治工作抓一抓，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对敌人的斗争。　　

　　

注：四川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相对于老解放区而言，四川属于“新区”，共产党的基础较差，所以，出现问题后就很容易“退”回去。而另一方面，按照前面附录四关于农业的“部分市场失效”特征，以及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须由农业提供积累的客观需要看，实行农业集体经济，又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否则，农业本身也难以得到机械、化肥、排灌等设施等外部提高生产力条件的支持。还须考虑到的一点是，四川干部很多来自晋绥老区，所以出现一个“防止倒退”过程，亦属历史“123456……”序列中之难免的一个环节。其实，从改革开放在短期迅速解决农业微观效率问题以后，“集体经济”问题——农田水利建设、基础设施、机械……就开始突出起来了，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使得制度探索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不象“杨246”那样，似乎早就先知先觉地知道了“市场经济就是好！”——姑且不去说市场经济是不是就那么地完美无缺。　　

　　

后记：画蛇添足透出“杨246”的不自信　　

　　

宋文彬在《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一文中说：“我对党、对人民、对有关同志、对历史负责，写的都是当时的真实的情况，不夸大，不缩小。”这篇《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们在干什么？》，也是本着宋的这个意思整理出来的。与那些朝三暮四的种种“历史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宋敢于面对历史完整的“123456……”中的所有事件，不否定正确，不回避错误；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墓碑》，就是前者的一个典型。　　

最近，对“右”倒是真可以算得上是“情有独钟”的辛子陵，在谈到对近年来中国有“左”转倾向忧心忡忡之后建议说：“回击毛派，一不要动军队，二不要动警察，只要叫出版社出两本书就行了，一本是《墓碑》，一本是《千秋功罪毛泽东》。”拿《墓碑》去与镇压工具甚至屠杀工具相比较，这本书的基本特征，究竟是“史学著作”，还是一种“煽动性宣传品”，便不言自明了。　　

《墓碑》以其中国史学中并不罕见的“新春秋笔法”——“246法”，把1979年以前的中国，写到暗无天日，惨绝人寰，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目的：以最快的速度结束GCD的“独裁统治”。辛子陵之所以张狂至极地宣传这本书，是因为他近年来有诸多的积郁：一是，国内劳资阶级冲突使“民粹主义”风潮叠起，让他很害怕“文革”卷土重来；二是，“新三座大山” 把国民推到贫困边缘，导致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不满；三是，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薄熙来新政”，更让他担心“毛泽东阴魂不散”；四是，俄罗斯等转制国家在从“醒悟”到受骗之后，有点可怕的“左倾”；五是，美国惹下的“08金融危机”，把资本主义搞得很没面子；……辛老人家把“反击左倾翻案风”的希望，气急败坏地寄托在了《墓碑》上。　　

然而，不知辛老人家注意到没有，正是在他翘首以待的《墓碑》中，也透出了与他一样的不自信。《墓碑》的《前言》最后，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少破坏的办法的。”（p26）　　

与全书那种刻骨仇恨心理和歇斯底里煽动相比，这段话来得实在有点画蛇添足，看看《墓碑》中介绍各地“大饥荒”的标题：不是“祸起”、“饥魂”、“饥号”，就是“饥馑”、“悲歌”、“大饥荒”（p3）……。既然，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是“最后一个皇帝”毛泽东（p638）的遗产，既然，这个政权是一个“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那么，在世界宪政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历史潮流”中，不立马推翻之，更待何时？！不难想象，这无疑是《墓碑》作者的初衷。可惜，“杨246”面对“辛独钟”先生同样面对的现实，再三再四再五地思虑后，还是惟恐别人不理解他的忧忧苦心，于是又在书的正文最后，加上了长长的一段话，犹抱琵琶地说了“激进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反对专制过激、过急的那一群人，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人”， “……使社会制度的过渡造成的震动保持在中国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等等更不自信的话。(p1146)　　

这种语言，倒是与张维迎“要宪法不要民主论”的说法颇接近了。张倒是丝毫不遮掩：中国眼下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周期），从西方历史经验教训看，与这个周期相适应的，是要建立残酷剥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也就暂且不可能建立一个许多人想象的美好的“中产阶级国家”，因为，这种国家是“服务业周期”的政体，中国离那儿还很有一段路呢。　　

花了那么大的工夫，“码”出1200页的“历史巨著”，最后还是心绪很闷很矛盾：本来是想用它去迅速煽动起一场大“革命”的，结果由于根本方法就弄错了，又怕“巨著”真会去惹事生非……　　

怎么办？唉，看来“杨246”有点茫然。　　

是他的“246治史法”，把自己搞得很茫然。　　

　　

（摘编者：宋晓丽，姚齐源）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19

2010年3月22日—2010年5月8日，四稿　　

　　

附文：

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

“大跃进”运动，是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结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我衷心拥护，没有异意。当时，我是温江地委第一书记，温江地委对党中央和四川省委“左”倾错误的高指标、瞎指挥、高估产、高征购等，一般都接受了，执行了，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我这个第一书记负主要责任。这我在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讲了。当时，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委负责，不要地委、县委负责。我在温江地区的小组会上讲，我们地委也有责任，上面“左”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向下面贯彻了，下面浮夸虚报的情况我们向上面报告了。“文革”中温江地区机关的造反派把我揪回去，召开地区机关干部、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喊打倒我和打倒曾在我领导下工作的干部的口号，我不举手，打我也不举手。他们问我喊打倒你的口号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我在温江地区工作中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他们又问我喊找倒宫韫书(我在温江地委时地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我调离温江地委后的第一书．记)的口号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我在温江地委工作期间工作中的错误我主要负责，我调离温江地委后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但地委比较接近实际，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细一些，做工作比较谨慎一些，因此，对过分“左”的东西和我们在工作中觉察到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能说的话说了，能做的事做了，能不执行的没执行，避免了一些更大的错误和损失。党中央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精神是宜粗不宜细，我没看见各省、市、区和地方总结这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我也除给四川省写历史的部门和成都市写党史的部门写送过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的材料外，也未讲什么意见，我也从未想讲什么意见。现在有人在写原温江地区的农业“大跃进”，这关系到温江地委的这一段工作，关系到温江地区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关系到温江地区有粮死人的特殊问题，我必须以史实说话，把我亲自经历过的而档案资料和别人都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交代清楚，以免给后人留下弄不清楚的情况，被没有经过查证核实的、不能全面正确反映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材料歪曲了这一段历史。这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是：

（一）水稻亩产万斤问题的主要情况。

一九五八年春党中央成都会议提出总路线以后发动“大跃进”运动，当年秋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翻番，人民日报放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我叫地委办公室以地委的名义给各县委发了一个通知，如有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块，报地委验收，没经地委验收的，地委不承认。有一天郫县县委报告，他们犀浦乡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田，要收打，请地委去验收。同时，他们报告了省委。我们地委去时，省级和成都市级机关已去许多人参观，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廖志高同志、省法院院长张书时同志、成都市市长米建书同志也来看了，四川日报社和农民报社记者拍了照片。水稻已收打一部分，谷子堆放在那里，农民在休息，还有一部分待地委验收后收打。我们当时头脑发热，没作调查，也没现场检查，就让他们继续收打，由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郭岚同志亲自掌称称谷子，称的结果亩平三万多斤。我们兴高采烈回到县委，接到省委书记兼秘书长闫秀峰同志的电话说，省、市机关参观了的同志中有人反映是假的。我当晚就找县委书记刘致台和乡、社的同志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讲真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是真的当然好，如是假的，早点说清楚，现在影响范围不大，还好挽回。不然，省委通知各地来参观了，影响范围扩大了，就不好收拾了，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他们始终坚持说是真的，只好第二天到现场检查和调查。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致台同志一起到现场，田已耕，谷桩已看不见了。省委派农村工作部史立言同志先来了，他在这里驻过社（即蹲点），干部、群众都熟，很快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是假的。因此，他一见我就说：“老宋，不用调查了，假的”。我发火了，当时就对刘致台同志讲：“此风不可长，要刹”。回到县委，我给刘致台同志讲了三条具体意见：一、要检讨；二、这个假现场是那个搞的，弄清楚叫他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挽回不良影响；三、要处分他，给什么处分，你们县委研究提出意见，报地委审批(后来县委报告是赵忠福同志搞的，处分了赵忠福同志)。然后，我就到省委，向闫秀峰同志作了汇报，闫秀峰同志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我回到地委，已搞两天一晚上精疲力尽，就睡觉了。第三天郫县县委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又有一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请地委去验收。我们地委去时，他们已收打完了，我们没验收，即返回地委。有一天，省委办公厅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到成都市红照壁礼堂听报告。我们去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是省级机关的干部，有没有成都市的干部不清楚，地委的干部只有我们温江的。李井泉同志在报告中讲到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问题时说：“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后来我在四川日报上看见新繁县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叫地委办公室打电话问该县县委书记曹云生同志，他说是并栽的，我们没有管它。又后来我在四川日报看见郫县也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我们没有理它。此后我就奉命上山大办钢铁去了，地委的日常工作由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曾笳同志主持了。当年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李井泉同志在报到当天晚上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上问我：“你们郫县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中央广州会议已印发材料，你还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去了解一下”。我说：“好么”。省委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开完，我从重庆回温江，刘致台同志从郫县到重庆，我把上述李井泉同志问的情况给他讲了，请他给李井泉同志当面汇报。我回来问地委的同志，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弄清楚，是我上山大办钢铁期间，省委廖志高同志去郫县检查工作，郫县县委向廖志高同志汇报，他们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廖志高同志把这些材料带到中央广州会议印发了。但我们地委始终没有承认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田，这股水稻亩产万斤田的浮夸风没在温江地区其他县刮起来。

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郑州会议提出，农业“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具体解释是，耕地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分之一轮息。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曾笳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一亩栽多少窝，一窝栽多少根，一根结多少颗粒，怎么也算不到一万斤。一九五九年初，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会前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我感冒了，派曾笳同志参加。李井泉同志讲：四川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配四百万亩万千田的任务。首先就问：“曾笳你们温江怎样?”曾笳同志说：“我们全区只有五百三十万亩水稻田，要搞四百亩万斤田有困难”。李井泉同志说：“你们不是有亩产万斤田吗?”曾笳同志说：“那靠不住”。李井泉同志说：“你不相信，叫刘致台来”。刘致台同志来后，李井泉同志对着刘致台同志说：“你们的万斤田有人不相信，你说是不是有?”刘致台同志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有”。李井泉同志转过脸问：“曾笳你说呢?“曾笳同志说：“有没有是不是调查一下再定”。李井泉同志很不高兴的说：“啊!我们会场上就有怀疑派呢”。曾笳同志对刘致台同志很有意见，公开同他唱对台戏，所以就派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去郫县调查，申培林同志到红光公社调查。

曾笳同志回来，把上述情况给我讲以后，我说不能这样做，这样硬顶起来不好，查清有一万斤你下不了台，查清没有一万斤李政委（李井泉同志兼军队政委，人们习惯叫李政委）下不了台，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同志叫回来，先想办法缓冲一下，以后把情况弄清楚再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同志叫回来。申培林同志回来要给我汇报他初步了解的情况，我没要他汇报。另一面，李井泉同志要郫县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介绍水稻亩产万斤田的经验。我给刘致台同志说，你给李政委说一下，这次会议不讲，以后弄清楚再说。

他说，他不好说。在这种省、县夹攻地委的情况下，我含着眼泪对刘致台同志讲了两句话：“你们县委讲，我们地委检讨”。省委开三级于部大会，红光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同志介绍他们公社青年种植小组种的水稻试验田亩产万斤的经验，讲得有声有色，活神活现。李井泉同志当场就严厉批评曾笳同志：“曾笳你为什么要吹了，你从心不良”。郑功瑶同志讲完，我走到主席台前请示李井泉同志：“要不要我们地委检讨?”李井泉同志说：“不要”。我们地委没检讨。但是，四百万亩产万斤水稻的任务怎么办?这是我们地委在会中和会后考虑的主要问题。执行，危险很大；不执行，省委又不允许。正在这样为难之际，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下来了，我们以为这一下解决问题了。省委通知，将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到县委，传达到生产队长。并传达李井泉同志的指示，“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我们遵照执行了。传达后，省委又通知收回去，我们也遵照执行了。李井泉同志和廖志高同志在重庆召集川东南的地委书记座谈贯彻执行毛主席（党内通讯）的意见，写了个（会议纪要）的稿子。廖志高同志把这个稿子带回成都，由李大章同志主持，召集川西北的地委书记座谈。这个会我报到得早，我去时田家英同志（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已从新繁县大丰公社点上回来（当时他带中央办公厅一个工作组在那里蹲点），我们二人谈了一会。谈到水稻密植问题，我说，我们研究最密也只能栽窝距四寸，行距七寸。他说，他们和农民研究的意见是“一尺见方”或“一尺两头栽”。（具体栽的密度的尺寸记得不准确了）按这些密度栽插，亩产万斤的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天座谈会开始，田家英同志没讲他的意见，我讲了我的意见，会议没指名的批评我“吹冷风”。我头脑发热了，在吃中午饭时冒了两句：“我是稳健派，不是激进派”。会后，李井泉同志从重庆经川北回到省委，亲自给我打电话批评说：“你吹冷风，瓦解士气，动摇军心”。同时，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和各县县委书记到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开会，意思是我贯彻不下去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省委直接往下贯。我到省委开会，带了大邑搞小麦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的试验结果只收六百斤的材料，给李井泉同志看。这块试验田我看过，是精心选择的一块容易通风透光的包包地，进行高度密植，防止倒伏，苗期长的很好，最后还是由于过密倒伏了，产量不很高。我给李井泉同志看的意思是，小麦搞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没成功，水稻大面积搞高度密植亩产一万斤要考虑。李井泉同志没看这个材料，就讲他的意见。在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会议完了，我们地委常委回到地委，开常委会，讨论给省委写检讨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这个检讨没法写。宫韫书同志(地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说：“老宋，准备再挨批评，你去省委向李政委把我们的意见讲清楚”。大家都同意宫韫书同志的意见，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一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行不通，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

（二）有粮死人问题的主要情况。

一九五九年，高指标，瞎指挥，使粮食减产，高估产，高征购，使农村严重缺粮，但在中央卢山会议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的压力下，于部、群众不敢讲真话，一时弄不清情况。

当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下午我到温江县永兴公社田间了解小麦播种情况，跟随社员回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看见蒸笼里蒸的是红苕，没有米饭。我便问社员，你们怎么尽吃红苕，不吃米饭呢？社员说，红苕不好保管，谷子好保管，我们把红苕吃了，再吃大米。我又问队于部粮食产量、征购和留粮情况，从他讲的数字看没有问题。但我察颜观色感到情况不正常，内心发生疑虑，回到地委机关，派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丁文同志回家乡大邑县王泗公社了解水稻产量的真实情况，他回来汇报说亩平九百多斤。又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柴荣华同志到他常年蹲点的温江县万春公社了解水稻产量的真实情况，他回来汇报说亩平八百斤。又叫地委办公室给各县委打电话，要他们报安排群众生活需要的统销粮的数字，有的县不要，多数县要的不多。我把这两个矛盾的情况向地委常委会汇报了，经过地委常委会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下决心准备犯浪费国家大量粮食的错误，把地委有权支配的二亿一千万斤或一亿七千万斤粮食的三分之二一亿四千万斤或一亿二千万斤，按人均一半（口粮）、猪均一半（饲粮）的办法，分配给各县安排群众的生活。同时告各县委，地委手里还掌握七千万斤或五千万斤，不够再报，以防出问题。郫县不要，地委没少给。但是，由于我们当时的头脑还不清醒，对一般的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粮食减产的情况不清楚，对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对党中央卢山会议反右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压的干部群众饿死人也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更未想到，没紧接着督促各县委一定认真负责切实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有些县，如新繁县，当即把这批粮食全部拿下去，就出的问题小。而有些县，如广汉县，没及时把这批粮食拿下去，就出的问题大。如全区各县都及时把这批粮食全部拿下去，再把地委手里掌握的粮食也要的拿下去，可以少饿死很多人。当时，温江地区仓库存有粮食，如情况明，上下认识一致，经过报告请示批准，再动用国库的一部分粮食安排群众生活，可以做到不死人。但在中央卢山会议反右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的压力下，没有能够做到，这个教训很沉痛。

一九六0年夏，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布置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铺张浪费的新三反运动。我从温江乘汽车到重庆经过资中县在公路旁边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休息了一下，看见炊事员烧火做饭，在一大锅水里煮了少许小麦颗粒。有一位老太婆一边用棒子复打小麦壳壳，一边说：“害死人，害死人，他们瞒产私分，说我们也瞒产私分”。我把麦壳壳拨开看了一下，地下有很少一些小麦。我便问生产队干部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区委发现有个生产队把打下的小麦的一部分藏在麦秸下面准备私分，就说其他生产队也有瞒产私分，叫生产大队派人监打小麦，并把打下的小麦当即全部送到生产大队仓库，叫生产队吃瞒产私分的小麦。我问他，你们瞒产私分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他你们吃什么？他说你看，就吃复打小麦壳壳里的小麦。我下午到重庆，看见内江地委第一书记张励同志就把上述情况给他讲了（资中县属内江地区）。晚上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叫各地区汇报小春粮食征购情况。有的地委书记汇报说，小麦是打下了，但有的（些）生产队瞒产私分了，收不起来，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还没完成。第二天晚上省委召开电话会，一直开到县，督促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叫上述地委书记在电话上介绍了他在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上汇报的情况。第三天早晨温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报到了，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短会，把省委电话会议的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叫他们打电话回去打个招呼。我说：“我是两面开弓，小麦真正打下了，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如没打下，不要乱来（即不要搞反瞒产私分）”。各县小春征购任务都完成没有，记不得了。省委在会议期间讲，省的三级干部会议完了，各县要紧接着开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我就打电话回去，请地委督促各县委，抓紧时间耨水稻的二道秧，力争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耨完，县委书记们回去要开县的三级干部会。但我从省委开完会回来了解了一下情况，水稻的二道秧还没耨完，经地委研究，我就给省委秘书长周颐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省委批准我们把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的时间推迟，集中力量耨水稻的二道秧，耨完水稻的二道秧再开县的三级干部会。周颐同志说：“其他地区都是一面开会，一面抓生产，以会议促生产”。我说：“促上去当然好，促不上去一亩水稻至少要少收五十斤谷子”。周颐同志把我们的意见报告了省委，廖志高同志批准我们的意见，我们耨完水稻的二道秧才开的县的三级于部会。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两条具体措施，减轻了当年减产的程度。

作者: laurence647 时间: 2010-10-19 23:20

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温江地委完成。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只有新都县火车站仓库的粮食，动员于部、群众连夜搬运才能赶得上，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新都县委完成。在这种已经造成全国严重缺粮的局势下，只好局部服从全局。温江地区自己生产的粮食被外调一部分，本地区农民和全省农民一样人均每天吃半斤大米。在这样非常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级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决定，从地委起，全区各级机关干部都和群众一样吃（农民大小人平均每人每月十五斤大米，机关干部大人多每人每月十九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每人每天加四两糠（粗细混合），一斤蔬菜。如行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如不行，再说。会后地委在崇庆县三江公社开的现场会，各县县委书记参加，就是按这个标准吃的。省委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书记杜心源同志和秘书长周颐同志来地委，我们也是给吃的米面加糠菜。但时过不到一月，地委办公室主任杨彬同志从农村肿回来了。地委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下乡的干部每人每月增加三斤黄豆，磨成面粉，炒熟，每天晚上用温开水冲一碗吃，以坚持工作。同时考虑到农村有四种人过不去，即老人、小孩、病人、孕妇，全区大约一百万人，给每人每月增加三斤粮食，到接第二年小春粮食下来得一千几百万斤粮食（几百万斤记不的了），地委没报告请示省委，违反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擅自动用了国库的粮食，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省委李大章同志(分管财贸工作)知道了，批评我们地委搞本位主义，巧立名目，动用国库粮食，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地委接受这个批评，保护这一百万人，又少死了一些人。当年冬天我也肿了，有一天到厕所解手倒在回来的路上，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注射青连霉素控制不住，白天黑夜咳的不能安眠。省委秘书长兼保健委员会主任周颐同志带领西医曹中梁、中医黄德璋和省党校“火神”（专长用热药）医生卢铸之给我看了病，召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海香同志、地委办公室主任杨彬同志和我老伴石彬同志商定，为了使我的身体能够支撑当时的局面，瞒着我给我搞特殊供应，我觉察后责令公务员小毛到地区商业局查出来，从石彬同志那里要出供应证，退给地区商业局，坚持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

一九六一年夏，温江地区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农民的口粮就没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够农民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的口粮，就完不成小春征购任务。经地委研究，我把这个情况向省委李大章同志汇报了，要求少完成些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多给农民留些口粮，李大章同志在办公室走过来，走过去，不表态。我看见他难为情，就回去，向地委常委汇报上述汇报的情况说，看来李大章同志也很难为情，同意我们少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省上不好办，不同意我们少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出了问题他也不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地委无能为力。各县委继续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实际都完成没有，记不得了），而农民的口粮不够吃。新都县委反映，水稻的二道秧子耨不起走，农民下田耨几行就没力了，躺在田坎休息。我又把这个情况向省委廖志高同志汇报了。廖志高同志说，贾启允同志（也是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刚从彭县回来，也看见这种情况了，问题是没有粮食。我说，我们仓库还有一些粮食，但没指标了，我们借，秋天保证还。廖志高同志问，得多少？我说，只解决坐上锅没米吃的问题得一千几百万斤（几百万斤记不的了）。廖志高同志请示了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在外地），批准我们借了一千几百万斤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的问题，又少死了一些人。当时温江地区库存粮食只有二千几百万斤或三千几百万斤，省上还要调，我们地委不同意调了。先由地区粮食局和财委向省上主管部门反映，不行。然后我亲自到副省长兼财委主任张韶方同志那里谈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库存粮食只有这么一点了，省上还要调，调完了我们再出问题怎么办？张韶方同志说：我再从别的地方给你们调粮食。我说：你把温江地区的粮食调完，那里还有粮食给我们调？他说：你说的也是，把你们温江地区的粮食调完，再没有什么粮食可调了，即是还有一点，也在边远地方，远水解不了近喝。问题是现在宜宾地区在死人，是先把这些粮食调到宜宾地区救人，还是放在那里准备你们再出问题用？我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同意先调到宜宾地区救人。当年秋天，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同志在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养病，到灌县看了一下，回来给我打电话说：“老宋，你今年遭了，成灌公路两旁田里的稗子长的比谷子还高”。我说：“是，二道秧没耨上去，一亩少收一百斤谷子”。

一九六一年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我请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同志向省委李大章同志反映，解决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即少配一些征购任务，多给农民留些口粮），不然温江地区再垮下去，就保不了成都市了（省上每年从温江地区调几亿斤粮食保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反映后，李大章同志说，回了成都再说。李大章同志又是西南局常务书记，回成都后派西南局农办主任张励同志来温江地区调查。张励同志调查后，认为我们地委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意我们地委的意见，向省委写了报告。李井泉同志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前省委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再说，看看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省委在成都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题之一是小春粮食征购问题。省上提出的讨论文件中给温江地区分配的小春粮食征购任务仍重，完成这个任务农民的口粮又不够人均每天一斤原粮。我根据一九六一年的教训，坚持农民的口粮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安排，要求减少小春粮食征购任务，或者是说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尚差部分在大春粮食征购中一起完成，使我们喘一口气。省上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发生争论，我发脾气了。我说：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再不解决，继续垮下去，不仅自己没有饭吃，也保不了成都市，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和绵阳地委李林枝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李林枝同志说：全省的问题一下解决不了，先解决温江地区的问题，不能使温江地区再往下垮，温江地区再垮下去，保不了成都市，不仅是温江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省性的问题。当天上午，廖志高同志主持会议，宣布休会。中午，李井泉同志叫我谈话，问我：你上午发脾气了？我说：发了。他做我的工作说：不要发脾气，心平气和地说。我说：好么。下午省府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省长赵仓壁同志、副省长兼省财委主任张韶方同志、省财委副主任何仲明同志、省粮食厅厅长管学思同志、副厅长刘运生同志，集体给我谈话，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解决了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一九六二年温江地区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在省委、省府、省级有关部门和兄弟市、地支持下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口粮问题，再未出现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开始恢复生产，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水稻亩平增加一百多斤，全区共增加五亿多斤粮食。又经过三四年努力（我一九六四年初调离温江地委），到“文革”前粮食生产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宋文彬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写后之语

　　这个《交代》，我本来还想在文字方面修改一下，但眼底黄斑又出血，视力又下降，不能再勉强了，只好如此。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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